1861年，是清朝咸丰十一年。民间有谚：“嘉庆换道光，十年九年光。道光换咸丰，十年九年空。”曾经创造了“康乾盛世”的大清皇朝在一代代衰落。太平天国另立朝廷、建都南京，北伐西征，到那年已乱了十年了，朝廷无奈地看着它燎原烈焰般越燃越旺。

那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七，兵燹烧到了浙东海滨三门湾里，海游的老百姓纷纷逃到周边乡村去避难。一个姓林的孕妇躲到了离海游十里外的小蒲村娘家。

一番奔波，孕妇就要临产了。按乡村的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在娘家生产的，于是，母亲只好陪她到停泊在港湾里的一只小舟上去分娩。

小舟动荡飘摇……

黄昏时分，婴儿的哇哇啼声从小舟里传出，章梫在动荡飘摇中来到了人间。

一、苦读经历   品学渊源

章梫又叫章一山，“一山”的来历和含义已搞不清楚。但“梫”字的含意还是清楚的，来历也可推测：梫，读qǐn，古人指的是一种桂树；而宗谱收入的一篇关于他的《小传》还记录了他小时候曾叫“桂馨”。那么，应该是父亲给他取名为“梫”的同时取字“桂馨”，寄托的是蟾宫折桂、美名传世的期望。与这种期望很一致，章梫自小就被纳入了苦读成才的人生道路。

海游是现在的三门县城关，章姓宗族在海游是个大宗望族。章梫的父亲章思培虽然是农民，但既勤劳又善于持家立业，所以家庭比较富裕。父亲本严于家教，章梫出生后，因为“长毛乱”发生，世道动荡，父亲就不大出门劳作奔波，专心起孩子的教育来。母亲本出自教育世家，知书识礼，还擅长绘画刺绣。这样，章梫童年时就得到了良好的家教。

他6岁时就被送入私塾启蒙。到9岁时，父亲觉得孩子读书不够发愤，觉得让他先经历一些艰苦更好，就停了读书让他劳动了三年。到12岁时重新送去五里外的善岙蒋村蒋咀华老先生的私塾里去学习八股文写作。蒋先生的大儿子是在做县学（县办学校的管理者兼教师）的，他很欣赏小章梫的天资。后来老先生只要儿子在家，就都让儿子去教小章梫了。

当时的三门属于宁海县，海游离宁海县城有百多里远，但县城里有个姓龚的老先生教书的名声很大。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章梫16岁时，父亲又送他去龚先生门下受业。

考取生员（俗称秀才、相公）是科举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具备生员资格后才可以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考生员须经由州县官主持的县试、由知府主持的府试、由省学政[1] 主持的院试这样三级考试。18岁时，章梫全部通过了这些考试，成了生员即秀才，在文化教育落后的海游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明代以后，进学校学习已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生员都必须进入府、州、县官办学校或官方批准的学校学习。这时，浙江省内以生员为教育对象的学校中，名气最大的是杭州的诂经精舍书院。书院长俞曲园（名樾，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是晚清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1868—1898年间主持诂经精舍书院达30年之久，培养了如吴大澂、章太炎、陆润庠、吴昌硕等一批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的国家级领军人物。为了得益于名师，章梫成为生员后，又去到远在600里之外的杭州诂经精舍深造。

当时生员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政府发给助学金供其读书；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和助学补贴；新入学的称为“附生”，补贴就很少了。生员每年由学政主持课考，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等级。开始时章梫总考不好，收入供自己吃饭还不够。后来在老师同学的指教下，渐渐地善于应考起来，有时还投考数处均被录取，收入也就渐渐多了起来。他生活节俭，年关月节回家时，就总是买些东西回去孝敬祖母和父母。章梫在杭州居住学习了十几年，直到30岁。

青少年时期是知识学习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为父亲的着意培养，章梫自童年至整个青年时期连续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纵观他一生的发展道路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宁海家乡的严格传统教育和在杭州诂经精舍的深造，对他的一生道路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宁海是明代方孝儒的故乡。方孝儒志在圣贤，以圣人之学自期，因学问名世，被时人誉为“学祖”、“正学”——儒学正统代表人物。建文帝时，身为建文帝叔叔的朱棣起兵争夺皇权而取胜。为了慑服尊奉儒家伦理学说的知识分子，争取天下舆论的认同，他软硬兼施，要身为建文文学博士的方正学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正学大义凛然，掷笔于地，死不草诏，结果被“诛十族”。在章梫青少年时期，方正学悲壮惨烈的忠君故事，在当时包括三门海游一带的宁海全县普遍传颂，妇孺皆知，宁海县城里还建有纪念他的牌坊。可以想见，私塾里的先生们也必定时常以乡贤的壮烈来教育学子的忠君，引方正学的以学问名世来勉励学子刻苦学习。这些，对本来生活在儒家正统文化中的成长中的章梫，影响必然是十分巨大的。在章梫一生突出表现的好学、奉儒、忠君品质上，可以明显看出青少年时期的家乡教育，在他心灵上形成了以方正学为楷模的人生品格坐标。

而在杭州诂经精舍十几年，虽然最后还是没考上举人，在成就功名上没获得直接的成果，但对章梫人生发展道路的影响亦非一般。俞樾等大师级学者和具有新知识的文化名人的指导，使他不但在经史学习研究上获得迅猛地提高，还获得了旧教育所没有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从而形成了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和有别于传统仕子的知识结构。同时，城市的学习生活带来的文明熏陶，使僻远乡间出来的他大大拓展了眼界，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打下了认识和感情基础；与一些名士的认识交往，有效打破了山区小城生活的社会人际局限，为他日后进入上层阶级和名流社会开启了人脉关系之门。

章梫后来的发展乃至一生的道路和成就，都与他的品学渊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奔波壮年   末科功名

像那时许多怀着改变命运理想的人一样，通过科举立业扬名，是精心着意培养儿子的父亲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最大期望，也是做儿子的最大梦想。但是，科举的道路在章梫面前却不平坦。

清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与明朝一样，生员即秀才的取得只是考试资格的取得，正式的考试分三级：生员通过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贡院举行的“乡试”被录取成为举人；各省的举人通过每三年一次在北京贡院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被录取成为贡士；贡士再参加在皇家宫殿里以皇帝名义举行的“殿试”，经重新排名，才正式成为进士。中了举人免纳差徭，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但不安排官职，即使参加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录取了，也只能当一些低级官员。只有中了进士才是全部安排官职的。因此，通过乡试中举其实还只是获取功名的第一级考试。

在杭州书院的十多年里，我们不知章梫参加过几次乡试。可以知道的是直至30岁他仍未中举。于是，奔波劳累，就成了他30至40岁那段岁月的重要特征。

他的婚姻是早定了的，16岁那年到宁海龚先生门下求学时，先生就因为对他的赏识而将长女许配给了他。但不知是因为考举人不中因此父子都无心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直拖着未迎娶。直到1891年章梫30岁、龚家女儿25岁了，章梫的奶奶焦急，方才以自己生病冲喜为名让他们完了婚。

结婚后不久，章梫母亲生了大病，他请了近一年的假服侍母亲。再过年把，母亲因病去世，他又遵循传统礼制“丁忧”——居家守孝。应该是出于自立和历练自己的考虑，丁忧期满后章梫就没再回杭州书院，经友人推荐，出外去做学政的幕友[2]。

此后，幕僚生涯先后伴随了他七、八年。他辗转于四川、山西、江苏、湖南等地做幕僚的同时，继续做着中举的梦。但是机会总是与他无缘。清科举制度中有一条规定，每十二年可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京参加朝考，考及格的话可充京官、知县或教职。这种“考选拔贡”，每县只取一人，能通过省学政考选保送是极难得的。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章梫通过了省学政的考选保送。第二年，他风尘仆仆地赶去京城应试，却正值发生“戊戌政变”，朝廷停考。章梫无功而返，难得的一次机会又与他擦肩而过。

转年，孩子出生了，父亲却病逝。章梫从四川千里迢迢奔丧回家，觉得自己浪迹天涯，既功名不成又未尽孝心，无限地自责和哀痛。趁丁忧在家，他买了坟地，为祖父母和双亲建了一个像样的坟墓，又撰写了《先考行述》、《先妣行述》、《祖父母两世坟记》以寄孝思。

父亲去世后，一些家务的料理就落在了身为独子的章梫身上。同时，他自己孩子的接连出生，也使他的生活负担越来越重。奔波的章梫却在奔波中表现了他优秀的传统美德。他有一个妹妹因为服侍父亲到30岁才出嫁，是他从外面买了嫁妆运回家，让妹妹风风光光地出了门。有人把他家的山地变为采石场，顾了数百石匠开采石头出卖，从海上运走。亲朋发现后，怂恿他去争回这份不小的利益。章梫当时正丁忧在家，就到现场察看。他见石匠日里辛苦，夜晚聚赌，遭人盘剥，深深感到开发文明教育对于改变乡人素质的重要。就找来石场所在地的主事人，以山地属主的身份立下规定：石矿年收入限千两，500两作为办小学经费，300两用作地方公益，200两给二位负责管理石矿的亲戚作管理费。他自己分文不取的这种处理办法使他的亲朋很惊讶，他却说，“祖宗留下来我自己又用不着的东西，现在能给乡人、亲戚带来好处，这是大好事！我怎么能去与民争利呢？”

1901年，上海实业家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聘章梫为校长，他的幕僚生涯方告结束。他把妻子龚氏和已经出生的一女二子都接到上海生活学习。在处理海游祖传遗产时，章梫同样表现了他乐善好施的为人品质：他将老家祖传的房屋、田地及其契证全部无偿交给从叔祖及其子管理使用；轮值祀田和祖坟坟山上的山地、水田的耕种权全部无偿交给侄子几个兄弟。受赠的亲戚各家都因此获得了很大利益，而他在赠与后却从不提此事。

科举之梦在章梫心中肯定曾十分灰暗。继1998年保送参加朝考机会的失去，1900年（庚子）因八国联军之役朝廷又停考了，1901年（辛丑）还是停考。朝廷早在逐步改革科举，两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又曾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难道科举会就此停止了吗？还好，1902年（光绪壬寅）朝廷补行上两年未举行的乡试，41岁的章梫才踩着科举制度的尾巴，考中了举人。

1903年他被保荐“经济特科”，他未去应试。

“经济特科”是怎样一种考试？章梫又为什么不去应考？这里要先说明一下清末科举变化的有关情况——这也是我们了解章梫其人所必须知道的：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同时，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科举制度是延续了千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改变它不但有官僚统治阶层认识转变的问题，还涉及全国仕子的社会性的认同问题，非常困难。因此，科举改革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选拔人才要注重实务的意识很早就有了，但长期处在缓慢的局部枝节改变中。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就认识到国子监只是考文艺，无补于实学的长进，就下令兼考论述、对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又下令童试（即考秀才）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直至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时，“废除八股”才由维新派做为一项基本主张而提出。但与其他维新改革一样，6月的“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刚发布上谕，各类考试中“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9月却就发生“戊戌政变”，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到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慈禧才重新发布“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之命，清政府才又开始实行“新政”有关内容，1901年8月才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颁布上谕：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同时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经济特科”翻成现代语言即为“实用人才选拔特别考试”。它是科举制度一下子改变不了，而又急需选拔实用人才的现实状况下，作为科举补充而产生的一种临时性选拔人才的措施。这种考试1897年就已在准备，1998年就下过开考之诏了，却也维新新政一样的遭遇，废除之后又重开，一拖再拖，直至1903（癸卯）年才真正举行。

经济特科由朝廷直接组织进行，对象是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推荐的“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那年被保荐参加经济特科的仅186人，章梫能被保荐亦属不易，他又为什么不去应考呢？根据相关材料我们能推断得出：因为章梫的夙愿是进入翰林。家乡宁海自明永乐以后500年以来没出翰林，章梫很想能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从而得到这份光荣。他曾经为了这个志愿请教过瞿鸿禨[3]。

这里要说明一下翰林。进入翰林院工作的就叫翰林。翰林院是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清代的翰林院兼掌制诰（起草中央文件）、史册（修史）、文翰之事（秘书工作），考议（研究制定）制度，详正（校核）文书，备皇帝顾问（决策咨询）。翰林院任职者官品虽不高，但因其常与近支王公、皇子乃至皇帝接触，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多蒙优待厚遇，升迁也比别的官容易得多。科举主考官历来也由翰林出身者担任。翰林在民间被看作科举制度里最成功辉煌的顶点，具有极高的荣誉。

而“非进士不入翰林”，考中进士是进入翰林院工作的前提。但这次“实用人才选拔特别考试”规定，本来不是朝廷命官的章梫一类人，即使取中了也只能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

除了这个夙愿之外，经济特科的声誉问题可能也是他不去应试的原因。了解了历史我们就知道，当时改革人才选拔考试制度的阻力极大，经济特科考试曾受到保守大臣的竭力阻挠。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朝廷上下议论了8个多月最终又没能举行。经过戊戌政变的反复，虽然又开考了，但仍然存在很多的非议。加上它的参考对象是保荐的，声誉和权威性就与传统的科举“会试”根本不能比。

因此，章梫不去参加经济特科这次考试。他宁可放弃一次可能得官的机会，也要参加1904（甲辰）年的全国会试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讲究以学问搏取功名的他，一定要通过人所公认的科考为自己争得响当当的荣誉！

甲辰年的上半年，章梫就一直处在应考中：

农历三月，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由于八国联军烧毁了顺天贡院，还禁止了顺天等地的考试，会试地点放在开封。四月初十，会试放榜了，他成了贡士。

五月二十一日，殿试在保和殿举行。那天上午天下大雨，保和殿内的光线尤嫌不足，严重影响了坐在靠殿廷里侧的章梫答策。幸好殿试只是对新科贡士名次的重新排序，再差的结果也都是进士了。又好在午后放晴，殿内越来越明亮。

转天，《大公报》刊出了《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全录》，共有273名进士，章梫名列其中。

七月，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章梫被录取。

至此，章梫终于进入了他梦想中的荣耀的翰林院殿堂。

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甲辰会试和殿试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章梫就成了中国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末科翰林。

那年他44虚岁。与他同年（同科考中）的有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还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民国时曾任参、众议院议长的王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的汤化龙等等。

三、勤勉京官   新学先人

按进入翰林院工作的通例，朝考之后章梫先被授与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目的是让他们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情况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研究生。

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章梫却在第二年就担任了京师大学堂（满清贵族学校，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提调（提举调度的意思。清末各新设机构常置此职，系处理事务的高级人员），马上又担任监督（相当于馆长即校长，共担任了三年）。到第三年（1906年）保留译学馆馆职，授翰林院检讨[4]，还担任了国史馆协修（总编助理），功臣馆总纂（总编），德宗实录馆纂修（责任主编）。第四年（1907年）邮传部设立[5]，部尚书张文达[6]调他去做行走（不设专官的机构或非专任的官职名称）。第五年（1908年）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成立，任校长。第六年（1909）徐世昌[7]接替邮传部尚书，奏保他为邮传部丞参上行走[8]。同年，他又兼任京师大学堂经科、文科提调，邮传部传习所代理监督（相当于代理所长即校长）。

自1904年考入翰林院至1911年清朝廷瓦解，共7年时间。在这7年中，章梫担任过的实职竟达十几个之多，大多年份里他都身兼数职。这说明他既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对待工作也非常勤勉，所以会得到张文达、徐世昌等朝廷重臣器重，把越来越多的担子压到他的肩上。而从章梫担任的多数职务又可看出，他的才学特长在于史学和教育。“国史馆”本是清代最重要的史馆，“功臣馆”记录功臣事功，“德宗实录馆”记录光绪帝行事，三馆工作均非一般的史书编撰，他却都担任了相当于主编、副主编一类的专业职务。在教育上的特长尤其突出，因为教育是这个历史时期朝廷变更国策的重大举措，社会牵涉面也很大，不是思想学识上很有专长的话，不会一连让他担任那么多教育方面的重要职务。

追溯起来，章梫与教育有着不解的缘分。或许是自小父亲对他着意培养造成的反馈式影响，他年轻时就表现出了对于人才和教育的重视。有回忆文章记载，在他做学政幕友的那段时期，他每次评阅童子试卷都非常认真谨慎，生怕遗漏了优秀人才的发现。前文我们也提到过，他在父亲死后处理家乡采石场时，把石场一半的收入规定为当地的办学之用。40岁时上海澄衷学堂[9] 之所以会聘他当校长，一定也是因为他的学识、好学品格和对教育的内行在各省学政间形成了口碑。

教育家蔡元培是澄衷学堂的首任校长，可他仅挂过三个月的名。1901年8月开始就由章梫接任了，直至1905年1月任京官后离开。所以澄衷学堂从学制、学科的设置到年级、课程等等的设置，从教师队伍建设、教材编写到考试制度建立，从教学管理到学校管理——一句话，学校内部的教育和管理的所有办法和制度，主要都是在章梫任校长时建立起来的。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年轻时曾在该校求学，他在《四十自述》中写到：“这时候的监督是章一山先生，澄衷的学科比较完全多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澄衷管理很严，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同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奖品。澄衷学堂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在我们很有限的了解中就知道，章梫在做校长的同时，翻译了日本《学校教授学管理法纲要》，介绍西方教育模式，热心倡议兴办新学，还组织编印了教材——今人尚收藏有“澄衷印所”印刷出版、章梫作序的《最新几何画法教本》。显然，章梫是以研究者的、专家的姿态投入工作的；他在澄衷学堂就已经开始兴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学校，就已对现代教育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和实践。

他研究教育所达到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在1904年“甲辰会试”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会试第二场是时务策共5道题，第一题就是关于教育，题目大意是：设立学堂有三种宗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这三种哪一种为最急？这道题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朝廷当时着意改革教育的背景，题目对结合实际的要求很高。要是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缺乏认识，或者对中国当时教育现状和相关现状缺乏了解，都很难答好。而据史料发现，章梫的答题得到了考官的高度评价。他的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推荐批语：

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得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注：下面4题），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

澄衷工作开始，章梫就把造福乡梓的行为与兴办教育紧紧结合了起来。1901年，他得知清政府准备废八股为策论，改私塾为学堂，就在上海写信给家乡海游村里的族长，倡议海游首办现代学堂。族长接信后，立即成立海游学堂筹备小组，筹划办学事宜。在他的倡导和带头捐资下，1903春海游学堂创办，他又每年从家乡的山、塘租金中拿出500两作为海游小学开办费用，还让在澄衷中学任事的同乡章幼恒回乡做学堂庶务，同时以澄衷中学经验指导家乡办学，定海游学堂的学制为10年。1905年会同桑洲下洋周村秀才周金山将白岩寺作为办学场所，创办了公立白岩二等小学堂（桑洲小学前身）。民国后章梫仍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大学教书、编书、做研究工作，继续为家乡办学出力，如：1916年夏，56岁的章梫写信给宁波道尹、科举同年朱文劭，为宁海中学立校争取资金。1934年秋，74岁的他又将自己在海游的祖传一幢房屋和地基（在今海游小学校址内）捐赠给海游小学作校舍，将大湖塘几亩水田赠给海游小学作校产。1940年他80岁生辰时，又将卖字所得2000元，寄给宗族首事作办学等公益之需。兴学育才活动贯穿了章梫的一生。

章梫在20世纪初期担任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文科、经科的提调或监督多种职务，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校长。凭他对改革教育旧制、兴办新学的精通和热切态度，就可以想见他在这些职位上作出的努力和重要贡献。今人是因为对他生平事迹的研究刚刚开始，缺乏史料的搜集，所以往往只提他在此期间聘请蔡元培等担任教授一事。其实这只是一件不能算大的事情，他担任的是提调或者监督，都是朝廷派出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学校办学的一切问题都起领导、决定的作用。

邮传部传习所是北京交通大学前身，是按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其管理规则总纲中明确规定：“本所以造就铁路管理人才为宗旨”。传习所教学内容选用新兴的科学技术基础知识，采用分班上课的新式教育方式，每年分上下两个学期、按年升级的新式教育制度。在中国最早创办的几所高等学校中，只设有文科、理科、工科、师范等科，从未有过管理科，开办传习所堪称中国教育事业上的一个创举。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高等管理人才的学校正式诞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章梫担任了传习所第一任代理监督（校长），其贡献不言而喻。

通观章梫一生，他在政治上是落伍的，但他很早树立了“民族积弱非贫于财而贫于人才”的深刻认识，把发展新式教育、改变民族素质作为自己报国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大力倡导新学，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与发展，为之倾注了莫大的热情和心血。他深入研究教育，把西学模式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大胆探索现代教育模式，并亲身主持或参与了从国家一级大学到地方城乡中小学教育的全面实践。他的努力深刻影响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

章梫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开创人。

四、风雨葵忱   末世冬心

进入翰林院之后的那六七年里，章梫十分发奋地工作着。他可能还踌躇满志，自信在兴办“新学”上能作出巨大贡献，决心以此来报国报君。

章梫长大于三门湾里的山区乡野，长期的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使得儒家的忠君思想和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深深溶入了他的血脉。光绪年间的中举、进入翰林和在京师任职，又使他与清廷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恩义关系。这样，他就把自己的事业和命运与朝廷的兴衰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不可能看不到朝廷统治存在的种种弊病和衰落气象，因此光绪中叶朝廷变法时，他内心里也是赞同的。现在太后也在强调凡是有利于富国强民的政策都要“次第推行”了，章梫心里一定很高兴。他相信通过包括兴办新学在内的种种革新措施的实行，朝廷和国家都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他既没出洋留过学，经历中也几乎没接触过以改造社会制度为目的的革命理论。他头脑中所有的政治理想、伦理观念都是传统的。忠君就是爱国，爱国首先要忠君；他无法理解和接受以推翻朝廷为目的的革命。

但是，命运安排给他的偏偏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封建末世的一切。

在充满危机和屈辱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求新求变以图强的思潮涌动不息。变法失败后，光绪末年，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又大江南北奔走游说，推动立宪。不得不寻求应变之道的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制之后，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谕旨。不料，经过四五年时间折腾——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成立各省咨议局，1900年成立资政院，1911年成立内阁，最后的结果是立宪派的幻想彻底破灭，而民主革命的思想浪潮更加高涨。

章梫对立宪开始就疑信参半，见国是状况越来越不象样子了，他思考补救的办法，辑录了《康熙政要》24卷进呈给摄政王（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5岁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但辛亥革命随即爆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忠诚、厚道的他还急惶惶写了补救的建议给朝廷。

章梫希望朝廷焕发新的生机，希望国家不要动乱，却不料朝廷的覆亡迅速在眨眼之间：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被迫“逊位”，同时下旨让所有朝廷官员退出政界。

忠臣章梫痛不欲生！他的家眷本在6年前（1905）都迁来北京了，当时怕妻子龚氏不懂北京话，还特地请族弟章美卿带了家眷来与妻子作伴。这时，他让妻子带着第三个儿子回老家海游去，将次子托付给朱桂莘先生（两年前次子与朱府次女订婚），又把生活费给小妾吴氏，让她自去安顿日子。族弟美卿看章梫有殉难之意，就与吴氏商量，二人日夜陪伴在他身边，竭力劝慰。章梫想想《德宗实录》80卷没有修完，也确实是自己作为史官未了的职责，在亲人的劝慰下才放弃了殉难的念头。他怀着悲壮的心情，马上召集了散处在京津的“德宗实录馆”馆员，继续修《德宗实录》。过了六月修好了，接着又与馆员们一起修起了《清史稿》。

一年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推翻帝制战争时，因为袁世凯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被迫与袁停战议和：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为条件，选袁当大总统。于是，溥仪被迫退位之后，1912年2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马上辞职，袁世凯继任了大总统。

章梫对袁世凯一定十分鄙夷和痛恨，因为是这个北洋军阀的头目，在革命党人发动的战争中，凭着在军界的影响东山再起，窃取了朝廷大权并直接地把皇上逼下台。在章梫的眼中，他是对朝廷恩将仇报的强盗。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任赵尔巽为国史馆总纂，章梫估计自己也会被召，就即刻卷起铺盖南下上海。袁写信邀请章梫出任国史馆，又派人南来聘请、敦促，他坚拒不就。

可以想见，这种邀请其实有如明朝时朱棣请方正学起草即位诏书，骨子里是一种对被邀者的“臣服”：你答应了就说明你这个先朝旧臣转变立场了，拥护我这个新主子了；你不答应就说明你的心志相反。章梫却是坚拒不就。不但不就，他还自搞一套：他写信给陪伴溥仪的陆润庠[10]，让他转告皇上，只要皇室出资二万元，他就可以邀集史馆各位修好《清史稿》。皇上已是被废的皇上，建议自然无法实行，可章梫对旧朝的这份忠心、这份尽职，确实令人感动！

忠直的章梫头脑中必定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袁世凯称帝失败，随之死了，接着黎元洪做了一年总统也下台了，再接着是徐世昌做了总统。徐当年在做清廷高官时就很赏识他，两人之间有着一种可叫做“知遇”的感情。现在徐世昌又几次邀请章梫到政府里做事，这下他该答应了吧？仍是谢绝。

章梫对待“北洋政府”的态度是这样，对待革命者的态度也是这样。他的长女章以保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离家出走。他闻讯后极为震怒，让人拿了长女的照片去交给巡警厅缉拿查办。幸好接办的巡警也是倾向革命的，反将照片交给了章以保。

正统的章梫心中唯有正统的清廷！

章梫生性好学，经、史、子、集之外，翻译的各种近代科学书籍亦广泛浏览。他怀抱功名志向和济世宏愿，研求经世之学数十年。结果在功名初成、宏愿伊始之时，一切都眼看着将要成为泡影。他能怨谁怪谁？当然，作为事后诸葛亮的人们可以说，怪他自己始终只在传统的道路上做学问、想问题，所以缺乏对世界民主大势的了解，缺乏民主革命意识。或者说，怪这个无能的朝廷，让这些忠心耿耿的臣子无地容身！但是，怎么说呢？对一个个人来说，人无全才，立身必有专，章梫总的说来是个学者式的士大夫而不是政治家；而对朝廷来说，它是无能，却也不是努力在改革更新了吗？今天还有人认为，清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步伐太快！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但一具体起来就太难说清其中的因果。章梫认识不到自身思想认识上的欠缺，章梫也不会责怪朝廷，否则也就不是章梫。厚道的他就只能怨自己无能。他在这些日子里无限悲伤和自怨自责：

“诸葛武侯所读的书我都读过了，甚至比他读得还要多，但我不能拨乱世，使天下回归正统，是我的才能不及武侯啊！”

1916年（民国五年）7月1日?，在围绕国家统治权的军阀反复争战中，为人坦率憨厚而头脑简单的张勋领兵北上，在康有为、章梫等清廷遗老支持下拥立溥仪复辟，发布了上谕数十道，章梫被授予“学部左丞”。至7月12日张勋的军队即被段祺瑞打败，溥仪再度退位。

复辟如昙花一现，不但泡影一场还给皇上带来了危险和耻辱，章梫深自痛责。溥仪再度宣布退位那天晚上，他望着后门的御河，整整一个通宵无法入眠。第二天，他与共同谋事的几个清室遗老说：

“如果方正学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不为皇上尽忠殉难！我一辈子学习圣贤，却做不到舍生而取义，我怎么算得上是君子啊！……将来地下无法面对正学了！”

字字句句，自罪自责，愧恨交加。章梫！命运为何偏把你安排在这样的末世啊！以你如此的忠诚纯厚，加上你的才学和事业心，要是处在一个太平年代，你可以为朝廷、为中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建立多少功业呀！

他自此自觉地做起遗老了。居住在上海，时时念着的还是给皇上一些温暖和安慰。1917年（民国六年），他辑录了自少康至宋高宗的历史故事，编为《旅纶金鉴》6卷，与南浔刘承干一起署名，进呈给退位的溥仪皇帝。每年溥仪生辰，居住上海的前朝遗老们集中在陈庸庵家举行祝寿典礼，他都前往参加。溥仪大婚，遗老赴京或上奏折恭贺，他也写去折子。

不能殉国尽忠的愧疚，使这一时期的他也特别地钦敬和怀想方正学。他自此开始到处搜集方孝孺著作《逊志斋集》明清两朝不同的刻本，重新校雠，集资刊刻。

民国十三年（1924）十月，溥仪被逼出宫，迁至天津张园。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担任过溥仪命官的国学大师王国维[11] 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昆明湖自尽。章梫在上海哈同大学教书和续修《浙江通志》时，曾与王国维共事，互相都很敬重对方的学问人品。得到噩耗，他终日心情沉重，至于废寝忘食，最后写下这样的挽联：

惟君求仁得仁，允合屈灵均祠祀

痛我应死不死，愧为方正学乡人

表达了对王国维高度钦敬和赞美的同时，又一次深深地自我谴责。不久，东陵被盗，消息传来，他又是一番哀伤。已经64岁的他一度病情严重，骨瘦如柴，有时吃饭都举不动筷子。

在敬奉儒家君臣父子伦理道德的章梫的心目中，作为一个臣子对君主的爱戴是永远的，如果因为君主的落难而改变这种爱戴，是最为不耻的行为。民国十九年（1930）章梫已年届古稀，加上多病，怕自己不久于人世，就一心想见皇上一面。他就从上海北上天津儿子家，在儿子儿媳的陪同下，到静园入觐溥仪。归来后写下题为《瞻天》的纪事诗：

嚼雪吞毡十八年，衰翁扶病欲瞻天。

臣心老去仍如水，史笔饥来亦代田。

冠盖于人成异国，繁华与我似荒烟。

河阳出狩归何日？白发唯将恨海填！

把自己的忠贞比作嚼雪吞毡、不辱使命的汉朝使臣苏武，把废黜的皇帝依旧比作天；表达了旧朝忠臣之心的坚贞、孤寂和不尽伤痛。不久，溥仪又主动召见了他。这使他觉得是受到了份外的优隆待遇，再一次写下了纪事诗。

溥仪这时候也30几岁了。虽然物质生活依然优裕，但几乎没有过皇家尊严日子的末代皇帝，想必见多了背叛和种种势利嘴脸，因此也就特别地为章梫的这份忠心和这种人品所深深感动。这年冬天十一月章梫70岁生日时，溥仪特地手书了“独抱冬心”四字，让人做成匾额送给他。章梫感激赋诗：

宸翰如龙天际翔，皇言一语写心藏。

自伤蓬力支寒岁，徒抱葵忱向太阳。

宿雨零蒙人若潦，仁风回夏日舒长。

微臣饱历隆冬趣，世世家传御墨香。

诗歌以寒冬蓬草、风雨葵花自喻，倾诉了末代臣子无力回天、空怀忠心的无限感伤，表达了因为皇上理解孤臣“冬心”而内心充满的无上感激和欣慰。

宗谱记载，他晚年在上海时有时心情不好，有人就劝他回老家去养老，可以快乐一些。从前人本很讲究魂归故土，可他说：“皇上还蒙尘在野，我做臣子的此身也就还是负罪之身，哪里可以安居在家呢？客死他乡，正是我应该得到的惩罚结果呀！”

章梫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用在书法作品上的闲印也都是“甲辰翰林”、“学部左丞”、“御赐独抱冬心”、“赐书室”等等，昭示着他对于旧朝的永恒贞心。

五、民国名士   书坛一山

1913年（民国3年）南下上海不久，章梫就受聘到青岛孔德大学任教。1917年又返回北京住了半年，之后又返回上海，受聘在“仓圣明知大学”讲授文史。仓圣明智大学是旧上海著名的犹太藉富翁哈同夫妇创办的，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校方提供，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著名的维新家和学者康有为、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都是这所学校当时的客座教授，国画大师徐悲鸿曾是这里的学生。

1919年日本侵占青岛，章梫为避战乱回了一趟海游故乡，马上又重新回上海居住。不久，张元济[12 即聘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成立于1897年，1914年就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在国内外颇负盛名，与北京大学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同年10月，浙江省续修《浙江通志》，总  纂沈曾植[13] 聘他为编辑，主其事。王国维和章广轩等都为协同修纂。

1919年章梫已年届花甲。重回上海居住后直到1948年迁居杭州、1949年逝世——此间近30年间，他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居住。（他的大女儿章以保家在北京；儿子章以吴1926年前与岳父母合住，岳母死后独立门户在天津安家，1933年又在北京租了一个四合院给父亲住。）这30来年里他的生活经历情况，尚未见系统详细的记录或研究。但我们从散处相关史料中的零星记载中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章梫对于清廷覆亡的憾恨渐渐地趋于平静，在遗老之外，其兴趣言行渐渐地多了一个“名士”的作派。

所谓名士，以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名人。首先是文化学养上的被公认，知名度大。其次，区别于单纯的学者，也区别于现在的文化名人概念，那时的名士还应该有广泛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参与。60岁以后的章一山正是这样。

在文史学和教育界，章一山以他自己非同一般的学识和经历，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名人。从有关史料来看，他在这两界的交往也十分广泛，除了前文已经涉及的沈曾植、王国维、张元济等以外，还与陈散原、罗叔言、郑孝胥、马一浮、胡朴安、潘祖荫等等都有较多交往，他们都是一时的硕学鸿儒。现存王国维、郑孝胥日记中都一再记及与章一山的交往。章一山应聘赴“青岛尊孔文教社”任编辑之职时，近代书画巨擘吴昌硕写了首言别诗，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

今闻好古士，文教根典阜。

沧海横流中，定坐伏生否。

何以知其然，光芒射牛斗。

宏文散珠玉，谁任编辑手。

检讨章先生，奇字识蝌蚪。

遗以锦绣段，聘以盘敦卣。

此去被荣光，……

从文教、品德、编辑、文字学、社会声誉几方面对章一山都给予了高度赞美，足见二人惺惺相惜的交情和章一山在上海名流间的不凡影响。

今临海学人陈引奭系统搜集了这一时期章一山在诗词书画等方面的活动情况，我们略作转述：

1922年在天津，他把张勋复辟前成立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同人社“俦社”改为诗社的性质，组织社员定期聚会，吟诗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