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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对策建议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浙江民营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然而在当前高成本背景下,“融资贵”制约了小微企业进一步发展。笔者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着力分析小微企业“融资贵”的现实原因,反思 “融资贵”一直难破解的内外根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小微企业“融资贵”的现实原因分析


从企业的实际支出看,多项费用叠加“抬高”了融资成本。一是刚性的银行利率较高。据调研,在小微企业的贷款中,能提供房产、土地等固定资产抵押的,即抵押贷款的利率一般在5%~7%之间;而仅提供第三方担保的,即保证贷款的利率则上升至7%~12%。以路桥农商银行和台州银行最常用的一年期保证贷款为例,其年化利率为8%~10%左右。二是显性的第三方费用较高。具体来看,抵押有“两率”,企业的资产抵押需向中介机构支付评估金额的0.1%~0.25%费用;为规避风险,银行还会要求企业投保财产保险,一般费率在0.05%~0.2%。由于抵押物通常是百万元起步的房产或土地,两率虽低,但实际费用仍相当可观。担保有“三高”:社会性担保的人情花销高;商业性担保的企业成本高,担保手续费一般占贷款金额的1.5%~3%,并收取5%~10%的保证金来反担保;政策性担保的准入门槛高。三是隐性的时间错配成本较高。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承受两大风险。一方面是应收账款体现的商业信用风险。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核心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大的溢价权利和较长的付款期限。它们运用免息或微息的商业信用,如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的方式,占用配套小微企业的生产资金。应收账款的拖欠成为小微企业经营的痛点和难点。另一方面是“短贷长投”体现的银行信用风险。由于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短,经营风险大,银行往往通过期限限制、短贷接力来预防风险。在经济下行期,两大信用风险的叠加,容易导致小微企业的贷款到期日与货款资金回笼周期不匹配,造成企业流动资金紧张。而小微企业“借新还旧”需“先还后贷”,往往借助小贷公司、民间融资的临时借款,融资链条中易渗入民间高息的“过桥资金”。

从银行的刚性利率看,较高的营运成本“压缩”了对小微企业让利空间。据调研显示,城商行、农商行等小微银行是当前小微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如,2018年台州银行和路桥农商银行的贷款总户数为22.06万和4.89万,其中贷款金额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和经营户为21.96万户和4.87万户,分别占总户数的99.5%和99.7%,约占台州市和路桥区小规模纳税人总数的 94.26%和91.35%。然而,小微银行面临揽储、人工等营运费用较高的难题。一是资金吸储的成本居高不下。储蓄型的存款逐步理财化,结算型的存款逐步网络化。小微银行在这两大变化中存在“两低”现象:相比国有商业银行,理财信用等级低;相比互联网金融,结算服务优势低。再加上小微金融资本损耗性较强,贷款留存的能力较弱;小微银行起步晚,较少运用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机制。因而,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冲击下,小微银行只能延续存款利率“一浮到顶”的传统方法做规模、抢市场,资金成本比较高。据调研测算,国有商业银行大概为1.6%,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5%,而小微银行在3%以上。二是信息获取的成本难以压缩。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是银企间信息不对称。尽管小微银行已熟练运用“微信分行+移动PAD”的信息采集技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但仍未走出传统关系型融资模式的路径依赖,在采集和甄别信息方面仍然倚重客户经理“人海战术”中“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和“背靠背”的交叉检验。

从政府的扶持层面看,金融服务环境不够优化,“加重”了企业融资成本。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问题,出台一系列降成本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台州市委市政府在小微金改试验区中,创建全国领先的信保基金、信息信用综合平台等机制,但政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仍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一是两大信息系统的整合机制有待提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优势在于信息实时录入,动态变化强;劣势在于较难涵盖企业的纳税、水电等其他重要信息。而政府系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优势在于量大面广,涵盖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环保、电力等十几个部门,覆盖50多万家市场主体的7620多万信用信息;劣势在于,因部门间效率不同、要求不一,存在信息采集不全、不及时。二是信用评价机制的标准有待规范。从银行层面看,均有各自完善的市场化信用评价分级机制。如泰隆银行借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实现“三品三表”的信用评分模型化,再通过人工现场调查与系统模型判断的相结合,有效提高风控能力。但是各家银行的客户信息资源库和信用评价体系,蕴含着各自的商业机密,信息信用的共享机制难以建立。从政府层面看,信息信用共享平台所评定和培育的2A或3A级优质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权威性较强、认可度较高;但面广量大的小微企业的资信评级,金融机构的采用度不高。三是矫正信用风险的惩戒机制有待加强。一方面,规避惩戒执行的政策漏洞较大,小微企业主在诉讼前实施财产转移的现象较普遍。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地区,失信惩戒的威慑效应仍有限。一旦小微企业主不外出旅行、不出入高档场所、不害怕行政拘留、不担心熟人社会的声誉受损等,违信惩戒的硬措施将存在“失灵”现象。


小微企业“融资贵”的理论根源分析


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内在根源。从企业层面看,“融资贵”扎根于自身内蕴的三大缺陷。一是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生命周期短、经营风险大的特征,“融资贵”中隐含着较高的风险溢价。二是小微企业普遍存在“三不现象”:财务不规范、信息不透明、个体分散不经济,“融资贵”中隐含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三是小微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太强,但又普遍缺乏固定资产,他们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存货、仓单、应收账款等动产资源,普遍不适应银行需要积累、中介和担保的传统信用评价体系,“融资贵”中隐含着较高的制度成本。从银行层面看,“融资贵”的核心是信息不对称下对企业违约率的预判难。由于小微企业的信息大多是非标准化的“软信息”,而且不对称的信息中蕴含着企业的商业机密,这都需要银行下沉服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过客户经理与目标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从而基于经验判断来挖掘更多信息,佐证非标准化的信息处理模型,如台州银行的“三看三不看”、泰隆银行的“三品三表”,形成较准确的风险判断。概括地说,“融资贵”的根本,是防范风险的信息获取的业务成本太高。也正是因为成本太高且风险较大,小微信贷业务难以开展。“因高而难,因难而贵”的事实奠定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内在根源。

当前的“融资贵”更有其外源性因素。从企业成本核算看,“融资贵”是个小问题。在采购—生产—销售的三大环节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包含原材料、生产要素(用地、用人、用电)、销售财务费用和各种税费等等。外源融资仅仅是财务成本的一部分,占总成本的比例较低。衡量“融资贵”的标准,不是融资利率,而是边际投资回报率。如,改革开放初期,台州民间借贷月息2分、年化利率24%以上,但小微企业主仍乐于接受。其根源在于,企业一旦有资金,能把用地、用工、物流、销售等生产成本内部化,降至最低点,得到100%以上的投资回报率,因而不在乎融资利率高低,更看重贷款资金的可得性。但在高成本时代,“融资贵”变成大问题。当前的小微企业面临“五把刀子和一根绳索”的高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用地成本上升、人工成本上升、环保成本上升、汇率不稳定和融资贵。尤其是,人工、用地和环境成本处于刚性的上涨趋势。据调研,多数企业普遍反映其利润率维持在8%~12%区间,比前几年低4至10个百分点。相对企业较微薄的利润率来说,10%左右的银行年化利率显得“格外贵”。因而,在过去生产成本内部化后的较高利润掩盖下,外源性的“融资贵”不是主要矛盾。但在高成本时代,外源性的“融资贵”就格外突出。

从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内在和外源的因素出发,破解“融资贵”需要“加减乘除”的系统性综合举措。一方面,既要“用加法”,扩大资金供给,加大银行间的竞争,降低小微金融的资金成本和隐藏利润;也要“用减法”,降低各种税费和第三方费用、理顺时间错配。但是,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种行业,“左手存款进,右手贷款出”。破解“融资贵”,不能从简单地减少成本出发,必须在综合考量企业降成本与金融防风险的内在矛盾的基础上,还要用“除法”,通过资源整合,强化惩戒机制,除去无效成本,优化成本结构;更要做“乘法”,发挥金融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通过改革创新,运用各种金融科技,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信息,维护尽可能高的信用,让信息信用的成本具有较高的转化力和增值力。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六点建议


完善三大机制,降低银行资金成本。一是拓展资本金补充机制。借鉴江苏经验,积极推进台州银行和泰隆银行上市;发挥台州民资充裕的优势,加快发行小微银行的永续债。二是减少资金流通环节,缩短资金流的链条。增量资金,加强与央行优惠政策的对接落地,争取TMLF、支小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存量资金,推进小微企业贷款证券化,促使小微银行持续获得较低成本的批发性资金。三是强化政银合作机制。总结推广“社银联通”的经验,加强政银业务的下放承接与深度融合,拓展银行的客户资源和存款渠道。

改革创新共举,降低第三方费用。两手抓抵押费用下降,一手抓外部市场化,健全开放式资产评估市场,规范评估机构收费行为;另一手抓评估内部化,推动抵押资产外部评估逐步转变为金融机构内部评估,免收评估费用。重点抓信保基金改革,促进增量扩面,引领担保费用下降。一是敞开进口,拓展后续资本金补充机制。借鉴台湾经验,以上一年度代偿金额为底线,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和灵活的利率调整方式,推动银行捐资。二是畅通出口,立足准公共产品的特质,拓宽金融司法执行的思路,开辟不良资产处置的绿色通道,实行特事特办,切实维护基金的金融债权。三是把握中端,理顺体制内实施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借鉴国企改革经验,强化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并对其实施授信合规尽职免责,把不良贷款率的容忍度由目前的1%以下提高为央行新规定的2%,进一步扩大免收保费产品的范围。

以供应链金融为重点,降低时间错配成本。一是经营模式创新。借鉴日本三菱、三井住友银行等经验,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资金、金融科技和服务大企业等方面的优势,引入区块链技术,规范发展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推动商业汇票与供应链紧密结合,把大企业闲置的银行授信转化为产业链上小微企业的可用资金。二是金融产品创新。加快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台州的推广应用,盘活企业商标权、专利权等动产与无形资产资源,创新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动产质押、保单质押等融资产品。三是服务方式创新。对于能够按时付息、还款意愿良好的企业,扩大银行“分还续贷”、“无还本续贷”的覆盖面和受益面。

强化资源整合,畅通传递机制,降低信息获取的无效成本。政府层面:一是主抓平台信息的动态性。提高部门工作效率,不断补充、更新、完善企业信息,增强信息信用平台企业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二是主抓平台信息的公开化。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推动信息信用平台走出内网的局限,向全社会开放。企业层面:一是用科技手段规范企业信息的披露与使用。对规上大企业,通过互联网科技推动银行与企业的ERP对接,将企业财务信息嵌入到银行信贷过程。对规下的小微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政府补贴,推进企业机器设备的物联改造,发挥设备“实时录入、数据真实”的优势, 吸引金融机构开发低利率的“物联通”产品,提升信息数据的价值。二是用法治手段规范企业信息的披露与使用,严厉处罚故意隐瞒重要信息行为。银行层面:积极引入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新技术,有效筛选、提取、分析海量的政府和企业数据,应用到具体的信贷业务中,实现“人海战术”和信息控制并举。第三方层面:推广路桥农商行客户经理“挂职村主任助理”、实施“网格化管理”的经验,有效发挥出村(居)委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增强“软信息”的可获得性。

以银行为主体,政府牵头,试点搭建同业合作平台,提升信用的价值化。一是小微银行缺资金、客户信息资源丰富;国有商业银行有资金、缺信息,且小微信贷的考核任务重。建议政府牵头,以银行为主体,参照同业拆借的业务标准,搭建信息资源和信贷资源调剂互补平台,扩大小微金融的服务供给。二是小微银行擅长“拿来主义”,能把成熟互联网技术应用在移动营销和管理系统改造上;但较少投入风险高的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金融科技。建议搭建金融科技共同投入、分担风险的区域性平台。在共同运用金融科技的基础上,逐步统一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标准和程序,确保企业评价等级公正、准确。三是在加强客户信息完善和信用评级管理的基础上,鼓励小微银行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信用贷款机制,推动良好的信用成为企业的“优质隐形资产”和融资优势。

在原有法治基础上,增添实用的“土办法”,提高失信违约成本。一是建立健全地方法规,对恶意逃避债务的“老赖”在诉讼前一定时间内的房屋、车辆等财产转移过户,实施无效决定的追溯力。二是把农村违约失信的人数与村级各种财政补贴、奖励等相挂钩,发挥村集体的自治力量。三是对农村失信违约人员在办理社保、批地建房、入党入伍、村干部竞选、担任人大代表等方面予以限制。四是强化舆论压力。以失信人员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为主要范围,依托宣传车等移动设备公布曝光信息,提升违约惩戒的威慑力。

(作者系中共台州市路桥区委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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