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安，自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设置回浦县，东汉光武帝时(一说章帝章和元年)改为章安县，三国吴少帝太平二年(257)以会稽东部置临海郡，直至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的七百余年间，基本上皆为郡(临海)、县(回浦、章安)的旧治。同时，又是汉至三国时期军事机构东部都尉及“司东鳀事者”的所在地，有历史上浙江东南首县之称。然而，对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沿革、兴废等情况，目前多不甚了了，很有作些考证探讨的必要。 

章安在今台州境内，1984年以前属临海县(1986年5月改为临海市)，在临海城东南三十三公里，地处台州湾口岸，1984年12月划属椒江市，与椒江市仅一江之隔。在战国以前，章安为瓯地，秦属闽中郡，汉初是会稽郡鄞县之南境，自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设回浦县于此，继之又设置了东部都尉，使之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从各种文献史料的记载来看，回浦县的设置主要是针对和控制瓯、闽两越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回浦立县以前瓯、闽地区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阳君者也，从诸侯灭秦。……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公元前192)，举高帝时越功，日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无诸、摇之正式封王虽在汉时，但瓯、闽立国则甚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卒后，至六世孙无疆时，“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此事旧学者一般定在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而目前学者的研究认为，楚灭越应在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①，或以为至秦乃灭②。这些南走的越人，其地望“应是指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这一地区的某些山区”③。由此可见，瓯、闽部落系越人与土著山民融合而成。到了秦代，虽然于瓯、闽地区设置了闽中郡，但实际上却虚有其名，并无正式机构，诚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故郡”条所云：“且秦虽置郡，仍为无诸和摇所据，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汉击楚，二人即率兵来助。”汉初因功封无诸、摇为王，瓯、闽仍保留了越族部落的自治形式，政治和社会结构丝毫未变，且我行我素，并不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如汉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举兵叛乱，刘濞派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东越内讧，闽越发兵围东瓯，瓯人食尽，因求助于汉廷，朝廷遣庄助发兵救之，闽越乃退，东瓯自知势单力薄，“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⑤东瓯内徙之后，闽越尚强悍如故，内衅不断，建元六年(公元前135)，闽越复兵锋直指南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闽越王余善又阴结南越，次年秋乃公开反汉，汉廷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以征讨，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余善部属反戈，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杀余善以降。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将其民处江淮间，东越地遂空。”⑥至是，瓯、闽部落政权完全解体，越民北徙，“越国空灭”⑦。回浦与冶县就是在这一形势之下相继设置的。不过，汉武帝并没有在“越国空灭”后马上设置回浦与冶，这大概是因“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⑧后，即行置县或许觉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缘故吧。故《吴地记》有云：“其后遗人往往渐出，始元二年(公元前85)乃以其地为回浦县。”就回浦而言，其立县时间距东瓯内迁已有五十多年，距闽越“空灭”也相隔了二十五年。设置冶和回浦的目的，“盖前汉时立二县，原以统两越遗民。回浦在鄞南，以统瓯越；冶又在回浦之南，以统闽越。”⑨回浦与冶虽是相继而设，但其地位和作用略异。冶在今福建境内，这里是闽越部族的集居地，远离会稽，而闽越山民的强悍是闻名于世的，是时部落虽已解体，但民风如故，习气依然。林惠祥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然其伏匿山谷者必甚多，以其山居，故又称山越或山民。”这些山民直到三国初还群起反对孙吴政权，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孙权花了很大的力气，才逐渐平定了山越的多次动乱，使之与汉人同化。因此，仅靠冶县这一行政机构统治他们，其难度可想而知。回浦则有所不同，治地章安适处瓯、闽与会稽的交接地带，越俗程度相对较低，在汉初当已属会稽之鄞县。《晋太康记》载：章安“本鄞南之回浦乡”。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则云：“汉立东部都尉，本秦之回浦乡分立为县，……后改回浦为章安。”此段文字引自武英殿本与金陵书局初刻本，内中的“秦之回浦乡”之“秦”字，各本作“汉”，是故回浦在秦时是否设回浦乡不敢断言，但在汉初已是“鄞南之回浦乡”则不会有多大问题。可证回浦在立县以前属会稽郡之鄞县。不过，立县以前的回浦乡之地域似未伸展到“东瓯”，它与东瓯国的分界大致在今台州之南缘温峤岭。对此，笔者尝撰有专文《东瓯国疆域北界考》，刊于《东南文化》1989年第5期，这里不复赘述。因此，温峤岭以北的汉化程度远较瓯、闽要高，加上章安地处台州湾口岸，是当时会稽郡与瓯、闽之间必经的水上交通要道，故而汉廷遂设都尉于此，这里也就成为东南地区的一大军事重镇。清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九《浙东分地录》中指出：“《吴地记》日：东瓯亡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汉迁其民于江淮，其后遗民稍稍复出，于是始立为回浦县，其时闽越犹未亡也。六年(公元前135)，复有事于闽越，分其国为二，东越王余善与越繇王丑并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二国尽平，亦迁其民而虚其地，以其遗民稍出者立冶县。于是增设会稽南部都尉，治回浦，而以冶属焉。”全祖望的话告诉我们，设置于回浦的南部都尉完全是为了控制瓯、闽两越的。 

关于西汉所设的军事机构到底是南部都尉还是东部都尉，需要进行讨论。最早记载这一军事机构的是《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云：“钱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其后《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朱育对濮阳兴所言则云：“元鼎五年(公元前112)，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原书误作“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公元前24)，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从这两条记载来看，最初所设只一“都尉”，而不是“东”、“南”并设，就是说都尉的名称非“南”即“东”，非“东”必“南”。从地域而言，回浦在会稽之东，而冶在会稽之南。故《三国志·孙亮传》明载：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临海郡即回浦地。同书《孙休传》：“永安中，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建安郡即冶县地。从中可见，若是“东部都尉”，其治定在回浦；治所若在冶县，都尉当日“南部”。《汉书·地理志》既称都尉为“南部”，又谓治所在回浦，实属自相矛盾。《会稽典录》所述，虽与之截然相反，但矛盾亦然。在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东汉前的史料中，“东部”屡见，而“南部”鲜闻，如《后汉书·顺帝纪》有云：阳嘉元年(132)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郧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沿海县各屯兵戍。”同书《天文志中》亦云：“会稽海贼曾旌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攻东部都尉。”又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四收有东汉永平八年(65)所造会稽郡东部都尉路君阙铭，《三国志·虞翻传》亦有“会稽东部都尉张紘又与(孔)融书日”云云。而《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汉书·地理志》不作“南部”，正作“东部”。对此，清代学者洪颐煊在《台州札记》中详加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前志(即《汉书·地理志》)回浦下，称南部都尉治，明是东部之伪。”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二《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中也指出：“古书所纪，亦但有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则作东部者是也。”至于“南部”之设，王国维考定在三国吴永安三年(260)。不过，王国维虽然考定了两汉时未设“南部”而只有“东部”，在治所问题上，则取《会稽典录》之说，其基本意向是：“窃意武帝初置会稽东部都尉，本治冶县，如朱育之言，后徙回浦。”⑩详加推敲，其说似有未然。第一：《汉书·地理志》于会稽郡下只有两个都尉，一治钱唐，一治回浦，冶则无之。第二：都尉若初治于冶，以地域言之，自不当称日“东部”，既谓“东部”，则不应在冶。第三：各种文献所载，凡事涉东部都尉者，无一不指回浦与章安，绝难找出是指冶地的。于此可知，“越国空灭”后而设置的应该是东部都尉而非南部都尉．治所初不在冶而在回浦，以后虽尝移治鄞或句章，但大部分时间仍在西汉之回浦与东汉之章安。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冶县的地望问题。关于两汉冶与东冶的地望，各种史志所载，本自划然。然自司马彪之《后汉书·郡国志》中有“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也”云云以后，不少人遂以为冶在章安，致使冶与回浦的地望两相混淆，至今仍纷争不已。如叶国庆的《冶不在今福州辨》即谓冶在章安(见《禹贡》六卷二期)。又叶国庆与辛士成合撰之《闽越族居住地和社会结构初探》一文复云：“冶县当在今临海和永嘉这一带，即在浙江南部”(《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4期)！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合著的《百越民族史》也持同样的观点。应该知道，冶和回浦都是人口大迁徙以后设置的，当时地广人稀，两者的辖土颇为广袤，从回浦的地域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八云：“《一统志》：今温州府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五县，台州府临海、天台、黄岩、仙居、太平五县，处州府丽水、青田、缙云、龙泉、松阳、庆元、云和、宣平、景宁九县，并汉回浦地；象山半入回浦境。”又《宋书·州郡志二》载：“罗江南相，吴立，属临海郡。晋武帝立晋安郡，度属。”三国时沈莹所著之《临海水土异物志》“安家”条云：“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11)罗江县在福建闽江以北，据此，可知三国时的罗江亦属临海郡。而临海郡的辖境大体上是沿袭了回浦、章安之旧境。因此，回浦县的范围很可能延伸到福建的闽江以北地区。回浦辖境既然如此之大，在《汉书·地理志》中，冶与回浦两县是并列的，则冶地无疑不可能北展至浙江南部。或许有人认为，冶与回浦有可能是一种相承关系，即回浦是冶的延续。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两县都是在“越国空灭”后“逃遁山谷者颇出”的景况下设置的，时间差距不会太大。退一步说，即使冶于“越国空灭”后当即设置的，那也不会早于公元前110年以前，而回浦之设在公元前85年，其间相差不过二十五年。回浦立县之后，冶县之名仍常见于各种史志，可见冶与回浦决不是相承关系，何况文献史料中绝无记载回浦是冶的续县。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此明确指出：“夫使章安即冶，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冶所分，则前汉之回浦，所莅何土?”⑿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也曾考证过这一问题，所得的结论是：“回浦后改章安，乃会稽之东部，今台州盖其地。冶县则是南部，在吴属建安郡，至唐遂为福州。”(13)应该说，全、胡之说是颇具说服力的，也是完全符合史实的。 

已如前述，设回浦和东部都尉于章安，主要目的是控制瓯、闽山越，在西汉时，由于史料贫乏，具体已不得而知。东汉时期，不少材料对东部都尉虽间有所记，然其作用亦难得其详。自三国以降，则章安已显然成为重要的军事港口。如《三国志·吴主传》载，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军行经岁，……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一军事行动，据台州师专教授叶哲明先生考证，就是从章安出海的(14)。凤凰三年(274)，章安侯孙奋与临海太守奚熙谋举兵反叛，孙皓遣三郡总督何植收熙，熙发兵自卫，断绝海道(15)，几乎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后因奚熙部将杀熙以降乃止。晋末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曾多次攻打临海郡，结果于元兴元年(402)三月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投海身亡(16)。又如《宋书·臧质传》载：“以(臧熹)为建威将军、临海太守。…孙季高海道袭广州，路由临海，熹资给发遣，得以无乏。”《南史·钱道戢传》：“(钱道戢)天嘉元年(560)为临海太守。侯安都之讨留异，道戢帅军出松阳以断其后。”还有《陈书·陈宝应传》载云：“又命益州剌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以讨宝应。”“(章)昭达既克周迪，逾东兴岭，顿于建安，余孝顷又自临海道袭于晋安。”上述史料说明，作为临海郡治的章安，在当时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军事港口，在政治和军事上均有着重要的地位。诸多的军事行动表明，有不少都是针对今福建地区的，从而可以推知两汉时期在这里设置东部都尉之用意，主要是在于控制瓯越与闽越的，也进一步说明台州湾是通向瓯、闽地区重要的海上军事通道。 

章安长时期作为回浦、章安及临海郡的郡县治，各种史志的记载是十分详明的，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如明台州人谢铎在其所纂著之《赤城新志·考异》中就说章安“滨海薄山，鱼龙所腥，豺虎所穴”，以此作为郡县的治所“理所必无”。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作一番考述。 

关于西汉回浦、东汉章安的治所，各种史志所载一致，几乎没有一种说是在章安以外的。而对于临海郡的郡治，则说法有些不一。简单地说，有人以为在章安，亦有人以为在现在的临海，宋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叙州》则认为初治临海，而“寻徙章安”。事实上，前两种说法都有些偏颇，倒是陈耆卿的说法比较合乎情理，因为临海设郡，郡治若一开始就在章安，郡随县名，按理说亦应该叫章安。既日临海，则其治亦当设在临海。临海设县比章安要迟得多，比置郡则略早一些，很难想象有治选章安而名取临海的可能。然而，由于临海设县距设郡的时间甚短，基础薄弱，交通条件也不如章安，因此估计没有几年就迁往章安了。至于六朝时期的临海郡，治所基本皆在章安，则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所拟定的史书体例：“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六朝以降诸史基本都是遵循这一原则的(据周一良教授考证，六朝诸史，唯《南齐书》未循其例，余皆然。(见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州郡志郡下列县之次序》)检阅六朝诸史，凡纪地理者，莫不先章安而次临海，此其一。又刘宋时孙诜所撰之《临海记》有云；“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据《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三及《临海县志》卷九记载，章安有一个古章安湖，而今章安镇北有村名湖峻，湖巉西北靠山脚有村叫湖边，湖巉村东侧有山叫山前山，山不高而平正，与《临海记》的叙述完全相符。而临海北背大固山，南朝时期也没有什么湖，只是到了宋朝才在临海城东侧挖了一个人工湖，此其二。《晋书·郗鉴传》载：(郗)倍自以资望少，不宜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此之“筑宅章安”乃其去职后随郡所寓甚明，此其三。这些都可证明章安在南朝时期为临海郡治无疑。为了了解和弄清两汉至南朝时期的郡县治所在——章安古城的具体位置，台州地区文管会和临海博物馆于1981年9月、10月，1982年5月，先后3次进行了实地调查，笔者3次均曾参加，现将调查的情况作些叙述。 

章安位于台州湾口内北岸。今章安街南距椒江1200百米，镇的布局为长条形，东西向。80年代后期章安村镇规划南拓，但章安街的格局仍然没有什么变化，街以北则仍为大片良田。章安街长约700余米，街的中段有章安桥，桥至迟始建于晋代，初为木构，因桥栏朱赤，称赤栏桥，初建时“桥上有亭，东西有楼”。据载，这里还曾作过章安县的制厅，晋著名文人成公绥(232—274)任章安令时尝登桥望江，作了一首很有名的《云赋》，赋题被收入唐徐坚的《初学记》中。章安街东端以东约800米有太平山，东南约600米处有金鳌山，金鳌山又东邻东山，两山俱为小山，宋代前后这里还是江的北岸。街西端以西约600米处为鲎山，鲎山背倚墩头山，其前(东)有一极小的小山叫长嘉寺山。镇北1500米处为山前山，山不高而平正，山脉分别向东与北延伸。山前山以西约600米处即湖巉村，湖巉村西北约1400米为湖边村。笼统言之，章安街以北有一片约东西2000～4000米不等，南北7000米的开阔地带，地势十分平坦。在这一地带内回浦水由北而南经章安街南注椒江。这条浦水目前基本上是直的，但据宣统年间所纂之章安《叶氏宗谱》绘制的《章安全图》，浦水回环曲折之状十分明显。从实地调查的情况看，浦水发端于白石、义岭，至溪口进入平坦地带，再南流约4000米，便进入古章安湖(在调查中，当地老人见告，60年代村民在湖巉村以北与鲎山以南之间，曾掘出一大船的船桅、船板等物)，湖的范围南北约1500米，东西2000余米。大约在湖巉村稍北又成为浦水，浦水从这里进入回环状态，就是说浦水是由北南流，但浦河却完全是蛇行式的、东西走向的。自出湖开始，东流约600米，人称山前回，再折而西流约700米至鲎山东麓叫瓦窑头回，复折向东约800米为东浦回，复折而西约500米为西里回，复折而东300余米至章安桥，又折以西300余米叫下坦回，又折而东600余米至金鳌山麓日下洋回，又折往西400米许为喂野人回，又折向东约300米为牛卵子回，又折向西约400余米为里坦回，然后过沙里港注入椒江。上述情况可见，这条浦水确是名副其实的“回浦”，当初回浦县与回浦乡就是根据这条浦水而得名的。 

关于章安古城的方位，嘉定《赤城志》卷二云：“今章安县南门有赤栏桥，盖吾州旧迹也。”《临海记》则云：“章安县南门有赤栏桥。”是则章安古城当在今章安桥北。根据实地调查，在今章安桥西北至鲎山东麓的浦河两岸及田塍之间，汉晋遗物随处可见，在今章安桥的西南面出土文物也很多，器物主要有砖瓦、陶瓷器等。砖瓦分别有钱纹砖、羽毛纹砖及板瓦、筒瓦、瓦当等。陶瓷器则有罍、罐、壶、碗、水盂、唾盂、虎子、瓷砚等；此外，还有鹿角、五铢钱等。由此可知，章安的古治就在这一带，其大致范围是东起章安桥，西止墩头山南约300米处，其间长约560米；北界鲎山北麓，南至“水推基”以南的一条小浦，其间长约500米，共计面积约28万平方米左右。不过，这一范围与《临海记》所谓的“章安县南门有赤栏桥”方位不甚吻合，似乎“南门”应该是“东门”之讹。此外，据台州著名学者项士元先生(1887—1959)的日记记载，40年代章安农民在掘土时曾挖出“部曲将印”铜印一颗及虎子等物，后卖给海门黄楚卿，惜今不知散落何处。再则，在章安周围十许里的山腰山麓间，汉晋古墓亦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章安在西汉时为回浦县县治，县因回浦水而名，与闽越、冶无涉，因为章安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传说，也没有任何与之有关的地名及遗迹。在东汉时则为章安县的县治，在六朝时期又是临海郡的治所。同时，在两汉至三国期间还是东部都尉的所在地。 

通过以上考证，表明章安是汉晋六朝时期的郡县旧治，绝不像明谢铎所说的“理所必无”。至于选择章安的原因，一是章安地处台州湾口岸，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是中央政府藉以控制瓯、闽两越难以替代的军事要地。而章安既南临椒江，其北又有一个面积不小的章安湖，这个湖就是天然的水军屯船场所，还有回浦水贯通其间，在当时陆路交通尚未开辟的情况下，章安无疑是最理想的郡县治所，同时也是极好的军事港口。然而，到了隋唐，郡徙县废，章安渐趋冷落。及至宋朝，这里已是“荒雉坠堞，已随秋草”⒄了。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章安地理位置既然如此优越，在隋以前又这么繁荣，是浙江东南的一大都会，郡县的治所又为什么要内徙呢?这主要得从政治和军事上去考虑。首先，西汉时设回浦于章安的目的已如前述，意在控制瓯、闽两越，台州湾口岸自是最理想的地方。东汉至三国时期，越地山民仍常啸聚生事，章安的地位和作用也仍然不能丝毫减弱。即使到了南朝，由于南北对峙，闽地复割据不绝(如刘宋时之留异、陈朝之陈宝应的割据自立便是最好的说明)，章安仍然是南朝政权不敢稍有忽视的军事要地。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灭掉陈朝，统一了全国，自是开始，章安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再如以前那样突出。也就是说，作为向南开拓和控制南面的瓯、闽，处于海口的章安当然是极理想的，可是，一旦形势发生了变化，转开拓以为自固，则这里就不怎么理想了。如晋末孙恩进攻临海郡时，临海太守辛景就不得不退守至今临海城北的大固山。因此，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就不再存在“南控”的问题，而是要求这里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机构着重于自固自治。由是之故，临海也就显得重要起来。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临海人王士性在其所著之《广志绎》卷四中说：“(浙中)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篸箭插天，虽鸟道亦无，……故不易攻。”王氏所谓之“郡城”即指临海城而言。另外，自刘宋时著名文人谢灵运因爱临海之佳山秀水，于刘宋景平元年(423)前后从始宁南山(今浙江上虞境内)出发，一路“伐木开径”⒅，陆路交通已逐渐开发，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关于郡、县治的迁徙，《嘉定赤城志》卷一《叙州》有明确记载：“隋开皇九年(589)，平陈，郡废，复为临海县，属永嘉郡。废始丰、宁海复入临海。十一年(591)，置临海镇于大固山，移其县于镇。”这里所谓的“临海镇”是军事机构兼行政事，而“临海县”则实际上相当于以前的临海郡，因为这时的郡级机构已废，原临海郡属的章安、始丰、乐安、宁海诸县亦已废并，故上述所说的“移其县于镇”，也就等于将六朝时期的郡级机构正式迁移至临海城的大固山。由于上述原因，唐初复析临海为临海、章安、始丰、乐安、宁海五县以置台州，州治遂设于临海，从此临海便一直成为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章安于武德八年(625)复并入临海，自是便每况愈下，沦变为一个极其普通的村镇。 

或许有人觉得奇怪，椒江市(旧称海门)与章安镇仅一江之隔，由今观之，椒江发达繁闹，章安冷落不闻，两者规模悬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何在西汉时，回浦县不设治于江南的椒江，却要选择江北的章安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要了解古代台州湾内港的地理状况，即可了然。现在的海门港，据海门港务局所测，“纵深约5000米，阔度在2500米左右。”椒江市区目前的腹地，自江干至山麓南北不过800米左右，而明代至今已“向外推进近300～400米”。北岸的江面则自宋至今约外推了600米。由此可以想见，若上推至汉代，椒江市区一带几乎没有什么腹地。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椒江市区以西虽有大片平坦地带，但两汉及六朝尚处于南拓与南控的局面，对南必然据北，这也是普通的军事地理常识。话又说回来，海门兴起的基础是在明初的洪武年间(1368～1398)，当时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于此沿山濒江筑起了海门卫城，这也是海门之名出现的开始。椒江设市及真正的发展则已是本世纪80年代的事了。 

注： 

①陈为《东瓯西迁之议》，载《东南文化》1986年3期。 

②蒙文通《越史丛考》29页《越人迁徙考》。 

③叶国庆、辛士成《西汉闽越族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初探》，载《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4 

期。 

④《史记·吴王濞列传》。 

⑤⑥《史记·东越列传》。 

⑦《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⑧《宋书·州郡志》。 

⑨⑿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汉会稽三都尉分部录》。 

⑩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后汉会稽郡东部侯官考》。 

⑾关于《临海水土异物志》的作者，似乎不大可能为沈莹，却有可能是曾与沈莹为同事的临 

海郡人柳荣，详见笔者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作者质疑》一文，发表于《中国农史》1989 

年3期。 

⒀《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汉献帝建安元年”下胡三省注。 

⒁叶哲明《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出海港口考析》，载《中国水运史研究》1988年4期。 

⒂《三国志·孙皓传》。 

⒃《晋书·安帝纪》。 

⒄嘉定《赤城志》卷二《地理门》。 

⒅《宋书·谢晨运传》。